斗六市公所社會課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懶人包總整理

日治時期臺南州斗六郡的神社建造與寺廟整理

為了解決斗六市公所社會課的問題，作者葉昕 這樣論述：

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斗六郡，郡內設有斗六街、斗南庄（1940年升格為斗南街）、古坑庄、莿桐庄及大埤庄，郡內主要產業雖是務農為主，但當台灣總督府於1934年開始推廣「一街庄一社」及1938年鼓勵各地設立攝末社後，斗六郡皆配合台灣總督府的政策，在終戰前建造共計17間神社（另外一間預計建設，最終未執行），為台灣最多神社的郡級行政單位；而在終戰前共計有16間攝末社分佈在全台各地，其中9間攝末社，即超過一半以上的攝末社是在斗六郡內設立。這些神社的設立讓斗六郡幾乎完成「一街庄一社」，甚至有街庄達成「一部落一社」，大大的回應台灣總督府的期待。1936年，台灣總督府一改過去對台灣傳統宗教「溫存」、「放任」的態度

，欲「改善」、「打破」台灣的傳統宗教，此時到1941年10月止，台灣各地陸續進行寺廟整理。因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關係，台灣總督府不能直接命令各地進行寺廟整理，因此台灣各行政單位的寺廟整理程度也不同，然而全台灣共有三個市郡級行政單位達成寺廟整理比率100％，斗六郡便是其中之一。本文透過官方檔案、神社收支預算書、報紙、口述和田野調查，探究是什麼因素讓斗六郡建造大量的神社，並將寺廟整理比率推行至100％，而郡內領導階級與台灣人地方「有力者」在這之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並嘗試還原斗六郡內在經歷神社建造與寺廟整理後造成之影響。

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研究

為了解決斗六市公所社會課的問題，作者陳鸞鳳 這樣論述：

摘要 日本在臺灣的統治過程中，宗教政策以惟一「神道」對臺灣百姓的信仰和民族文化進行改換，「神社」成為推行國家神道場域；包括部落振興運動、社會教化運動、同化、皇民化，都以「神社中心主義」進行。臺灣總督府對「神社」與「社祠」興建和選址，都有法令規範。二戰結束時全臺神社有68處，增加最多的時期在1936 ~1940期間，因日本侵略戰爭展開，和小林躋造（1936.09.02上任）激進的『皇民化政策』，『神社』興建快速增加。小林躋造任內時的「神社」興建，北、中、南都有，花東地區則無；而「社祠」的興建，明顯偏重在正積極開發的臺灣東部，尤其是仍以原住民族為主的「蕃地」，以臺東廳最多。臺灣第一個神社是

明治30年（1897）的「開山神社」，因為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日本殖民政府將其祠廟改建成「開山神社」，想藉此抓住臺灣人民的心，想合理化日人統治臺灣的正當性；並開啟日本神道信仰在臺灣移植的序幕。1901年建立全臺灣最大的「總鎮守—臺灣神社」，成為後來臺灣各地興建神社時遵循的對象，各地神社成為臺灣神社的複製，祭祀國家神道系統的神祇。在1936年「臺灣都市計畫令」公佈前，稱為「市區改正計劃」時期，幾乎都是先有神社建立，「市區改正計畫圖」才將它繪上，只有極少數例外。在1936年「臺灣都市計畫令」公佈以後，神社興建特徵是：（一）神社是都市計畫中一件重大的規劃設計。（二）神社社域規劃，完全不選擇在傳統舊

市區；行政中心會選擇留在舊市區附近，神社則規劃在新市區或市區外的高地上。（三）都市計畫圖裡有神社空間規劃，但後來有些街庄卻來不及建造神社，日本就戰敗投降了。神社位址的空間要素有：（一）、位於都市北方；（二）、神社坐向為『坐北朝南』的最多；（三）位於高處，在都市周圍的小山丘上，或是在較大山丘的中腹地區；（四）神社前方有河川、湖泊，或面臨大海的廣闊水域；（五）、面向市區，和守護都市街庄的意義和目的有關。都市核心為行政中心，而神社為都市的信仰中心，二者同時成為都市的二大地標。這二個核心的空間對應模式有（一）分別位於都市兩端，隔著市街區遙遙相望，一東一西的例子較為常見；（二）『行政中心』位於都市中心，

『神社』位於都市邊緣；（三）行政中心在市區中心地帶，神社則遠離市區，在郊區的山腹、小丘上；（四）單一核心空間模式，亦即行政中心和神社的空間位置相毗鄰；（五）不屬於上述四種模式者。二戰後神社的接收，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立的相對類似的行政機構進行接管；因此「教育處」就接管日治時期「文教局」的業務與工作（管理的業務包括神社和神社土地）。中央要求各縣市擇一作為忠烈祠外，保留為公園用地或生態園區的超過有30處，作為學校校地的也有14處。關鍵辭：國家神道、神社、都市計畫、都市核心、空間對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