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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台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

為了解決卡介苗疤的問題，作者張淑卿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主題是1945-70年代的台灣結核病史。1950-70年代是穩定的黨國體制的成熟期。在這段時期，結核病不僅是衛生建設中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是台灣得以與國際組織接觸的橋樑。第二因素是口服抗結核藥物自1952年開始在台灣使用。因此，此時期不但是結核防治史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疾病史與病患歷史的重要時代。 透過本論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一）結核病治療與檢驗技術在戰前無較大發展，但戰前日人所作的防癆努力，如建立結核病療養院；調查與研究結核病的概念與做法，至戰後均可在國民政府的防癆工作中發現。（二）國家防癆政策與機構方面，戰後台灣的防癆體系有如金字塔般，由上而下分層負責，並由最基層的防

癆員直接面對病患與社區。在台灣官方防癆經費不足之下，防癆協會與國際援助使防癆工作得以繼續。不過，當國際援助以美援為主時，台灣的防癆呈現出來的，已經異於日治時期，而是一個新╱更國家化防癆圖像。（三）本文以本文以David Armstrong所提的Dispensary與監控身體的技術為對話空間，認為Dispensary是戰後官方監控結核病身體與社區的一種新技術。而此新技術的展現是官方透過三個抗結核運動來進行，一是結核菌素測驗與卡介苗預防接種計劃；二是胸部X光檢查與驗痰；三是開放性病患的管理與免費的化學藥物治療。這三項防癆知識與技術並不是台灣自己發明或創造的，一部份來自歐美各國的經驗，另一部份是W

HO或UNICEF在第三世界的實驗結果，經證明成效良好之後，以標準化的方式推行全球。同時，本文認為產生結核病知識的實驗室是那些被選為試驗對象的學校、防治院、偏遠地區與離島，在這些地方的學童、患者、居民都變成是被觀察的客體，成為建構本土防癆知識的主角，因此社區成為政府監控人民身體的新場所。（四）跳脫生物醫學的角度，結核病患的形象多變，彼此的生活世界也不盡相同。在本研究下，提出戰後初期、50、60、70年代五個病患的故事，也以受訪資料說明病患、病家或一般人如何觀看結核病及其對結核病的因應措施。這些案例並非代表所有結核病患，卻呈現結核病患的病痛經驗是豐富且多樣。（五）從《聯合報》的結核病報導與抗結核

藥物廣告，看到了結核病成為國家政策與醫療論述的場域。由於抗結核藥物是戰後結核病研究最重要的發展，也是結核病患避免死亡的護身符，這些藥物正是醫生、病患與病家的希望所在，同時也是戰後醫療發展的新希望。因此，透過這些藥物廣告，讓人感到罹患結核病不需害怕、恐懼，因為有了藥物，每個病患都有治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