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保費眷屬65歲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懶人包總整理

傷害之後，法律如何動起來？——臺灣油症公害的法律與社會研究（1979-2016）

為了解決健保費眷屬65歲的問題，作者蘇上雅 這樣論述：

於當代臺灣社會，法律如何「動」起來？法律如何成為策略、為人們所訴說？法律的角色與意義，對於不同行動者、在不同脈絡下，如何可能不同？本論文以臺灣油症事件所催發、橫跨1979年至2016年的一連串法律行動為觀察對象，探討一公害所引發的法律動員行動主體、法律動員態樣、結果如何多元；人們運用法律之意願、方式與結果，是否受何政治社會脈絡因素影響；法律動員的主體又如何可能反過來影響法律機會結構；以及特定法律動員取徑是否具有何近用門檻。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兼採史料分析與深入訪談，透過交互比對公開、非公開史料，加以對行動者的訪談結果，試圖描繪並分析不同時代脈絡下的油症法律動員動態。 本論文從探討油症事件如何

成為一個需要動用法律改變處境的紛爭談起。作者援用法社會學的「紛爭形成過程」三階段理論框架：「命名（Naming）」、「咎責（Blaming）」、「主張（Claiming）」來分析油症事件成為紛爭的過程，以油症紛爭形成過程為經驗基礎，延伸既有理論，指出傷害之命名過程，可細分為「開啟命名」與「正式命名」兩階段，並強調在毒物侵權公害紛爭發展過程中，國家可能扮演主導紛爭之角色：不論是開啟命名到正式命名的時間差、咎責對象之形塑、行動者之訴求，皆與國家的介入密切相關。 本論文對油症事件爆發當下自救行動的觀察，除呼應先行研究對近用法律的經濟、專業知識門檻的論點外，亦指出：經濟與知識門檻，不是影響受害者是

否近用法律的唯二因素；以及，即便沒有在機構內使用法律，受害者亦可能有其他在機構外運用法律的可能。本研究發現，1980年代油症受害者傾向於透過地方民意代表提出陳情、請願，亦可能是行動者衡量所欲達成之目標與最適手段下的結果；戒嚴時期地方議會的民意正當性，亦是使受害者與縣議會、省議會議員容易開啟合作的因素之一。而早期油症自救行動者在請願書中提出的「國家賠償」主張，則可以用來說明，威權脈絡下受害行動者，如何在法院外援用法律作為要求具體醫療照護的籌碼。 油症傷害後，亦促發具有法律專業資源的組織為行動主體的訴訟動員。本論文探討消基會組織「多氯聯苯法律服務團」協助油症受害者向加害廠商提起附帶民事賠償訴訟

之過程，並深入分析油毒傷害進入法院後，遭逢的難題，包括：民事法院對因果關係之認定標準，如何使原告訴訟請求聚焦於「精神上慰藉金」，並因此承受法院恣意酌減額度的風險；法院對「過失責任主義」之強調，如何影響訴訟之勝敗；法扶制度闕如，如何衍伸出「即便勝訴也無法受償」的困境。本論文從更廣闊的脈絡反思油症訴訟的困境，藉梳理1970年代臺灣法界關於公害民事救濟之論述，指出：早在油症爆發的十年以前，突破公害訴訟瓶頸的可能已出現；但進一步指出，該些改革論述往往不對臺灣本土的公害民事救濟實況提出直接改革訴求，而是作為翻譯、評析外國制度的知識性論述存在。本論文認為，上述言論傾向，反映威權體制下法律人提出改革的策略，

但也致使其實際促動改革的效果極其有限。 油症訴訟動員的困境，促發一波立法契機。本論文探究消基會成立後的組織行動，指出：作為消基會組織一大立法動員成果，《消費者保護法》立法倡議的醞釀與訴求，與油症密不可分；消費者保護立法倡議行動，實是油症訴訟動員遺緒之一支。一來，消基會提出倡議的時間點，在油症訴訟遭遇制度瓶頸之際；二來，消基會的立法倡議訴求，例如無過失責任、民間團體檢驗公布權、消費者專庭、免擔保金之假扣押等等，皆源自行動者在油症訴訟中所體驗的限制。本論文進而分析橫跨1981年到1994年的消費者保護法立法倡議，指出：在威權體制下，消基會主要透過溫和遊說主管機關立法的方式進行，動員成果「有進有

退、動態平衡」；解嚴後，在民意政治的契機下，消基會的動員方向，轉為訴諸草根與國會遊說、提出「民間版草案」，即便曾反制聲浪檯面化，卻也在立法院備受重視，最後以近於消基會目標的結果完成立法。 然而，本研究進一步指出，消費者保護法立法倡議，雖然源自油症傷害與訴訟動員瓶頸，其成果對深陷油症傷害的受害者而言，是無感的。本論文爬梳國家三十年間被動而有瑕疵的醫療照護、社會長期對油症患者的歧視，指出，油症累加的傷害，並不因政治民主化或前階段的法律動員成果而緩解。本論文進而探討2000年以降觀照受害者經驗的組織法律動員，指出：凝聚受害者經驗與感受，是行動能貼近受害者訴求的必要基礎。然透過比較「多氯聯苯中毒者

聯誼會」與「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組織與動員成果，本論文亦指出，只有受害者自發，不易達成法律動員成效，法律動員行動是否開展，仍與行動者能否動員法律專業資源相關。 本論文探討2009年成立的「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組織法律動員，分析支持協會如何凝聚各種專業人際網絡、如何透過立法權從事行政遊說、如何研擬出「油症受害者救濟法」並展開一連串立法倡議。本論文對支持協會立法倡議的研究發現：立法訴求進入立法院後的動態，受限於立法機構不成文的議事文化，使熟稔立法院議事（潛）規則，成為倡議動員之必要。又立法動員縱有成果，始終有其侷限：立法倡議雖促進油症患者的「權益」，但涉及國家義務之規定，倡議行動者

則無置喙空間。

全民健康保險費政府補助款分擔之研究

為了解決健保費眷屬65歲的問題，作者張鈺旋 這樣論述：

臺灣於84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屬於強制性社會保險，其主要目的係透過保險風險分擔之功能，於被保險人及其眷屬發生生育、疾病及傷害事故時，能適時提供醫療給付，降低人民就醫經濟性障礙，健全國民之醫療照顧。全民健保初期以追求擴大受益人口、增加就醫可近性、節制醫療費用為目標；而第二階段目標則在於照顧弱勢族群、提高醫療品質及平衡保險財務。由於臺灣的全民健保具有強制保險之特性，所以全民健保之保險費負擔分配，係由被保險人、雇主與政府三方面各負擔一定比例，此乃立法者基於社會安全及公共利益之考量。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規定，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須負擔全民健保保險費，且各級政府須負擔一定比例之補助款（本文以下簡稱健

保費政府補助款），從保險費收入執行情形，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之平均收繳率為97.89 %，政府補助款之平均收繳率為92.43 %，亦言之，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相較於政府之保險費收繳情形佳，而依照中央健康保險局之統計資料，截至94年12月底止地方政府積欠85年度至93年度之健保費補助款共計達396.44億餘元，94年度部分，地方政府尚未撥付之健保費補助款計66.77億元。以臺北市政府為例，自88年下半年以後，以歲入減少及統籌分配比率爭議為由，使健保費政府補助款之欠費情形日益嚴重，臺北市政府認為適用健保法第27條規定，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經司法院作出釋字第550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基本國策之實現，

負有協力義務，保險費由地方政府予以補助，符合憲法要求中央與地方共同建立社會安全制度之意旨；健保法第27條所定補助保險費之比例，屬於立法裁量事項，除顯有不當者外，不生違憲問題。繼而中央健康保險局於92年2月函請各欠費縣市依法提出還款計畫，否則依法強制執行，臺北市政府分別於92年3月提起訴願，同年10月聲請停止執行，11月提起行政訴訟，案經最高行政法院於94年判字第01546號判決：「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命上訴人負擔其行政轄區外居民全民健康保險補助款部分均撤銷。第一審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健保法規定之各級政府健保費補助款，係中央立法但涉及地方財政的重大法案與政策，固因全民健

保為整合性之社會保險，健保之制度設計沿襲原公保、勞保及農保等制度，有其歷史因素，惟本案之最重要關鍵在於統籌分配稅款之改變及中央與地方之財政移轉，所引發之爭議。本文從法律學角度進一步分析研究：一、憲法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憲法規定之「國家」任務及「政府」功能為何？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為憲法規定之「社會立法」範疇，是否屬「共同辦理事項」？中央與地方辦理事項之職權劃分原則為何？三、全民健保法第27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是否違反費用分擔之一般原則？四、全民健保法第27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其計算基礎應如何始為允當？五、可否建立中央與地方之協商機制？各級政

府負擔健保費補助款仍存有重大爭議，顯然司法判決亦未能終局解決此問題，固然與國庫榮枯、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收支劃分及計算方式之改變有關外，但整體上吾應更重視攸關全民公共政策議題－全民健保之核心價值，提供全體國民更公平、有效率、高品質的的健康保險服務，並於本文最後提出政策建議，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