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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媽媽： 精神失序女性的母職實踐、社會處境與病痛敘述

為了解決鄧惠文巫毓荃的問題，作者施昱如 這樣論述：

本研究聚焦在女性精神失序者∕病人∕障礙者的母職經驗與生命處境，採用敘事分析的質性研究方法，聆聽及深入訪談4位有過母職經驗的女性敘述，以探討她們如何理解精神苦痛、面臨什麼樣的邊緣處境，及她們如何實踐母職、詮釋母親角色之意涵，並將她們豐沛的生命經驗與敘事置放在性別文化脈絡、健常主義的社會結構中進行理解。本研究4位受訪女性圍繞在家、傷痛、母親主題的生命故事，譜出異質女性一生各自的複雜曲折，從中可望見她們如何經過傷痛、解讀命運、如何行動的韌性與反思。 本研究發現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受訪者的「病痛敘事」與「病人生涯」，論點包含：一、受訪者以「多重連續」受苦∕傷痛的來詮釋「病」，「多重

」指的是女性「社會受苦」由不同權力結構共同作用而成，包括：父系文化、父權結構、階級、身體；「連續」則意指女性從原生家庭過渡到婚家時，女性因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女兒、妻∕媳婦∕母）不斷經驗傷痛與剝削。二、受訪者的病人生涯始於被「誰」指認∕識別成「有異狀」的母親，女性的「照顧」能力被用來當作機構人員「功能」評估的標準，而女性身旁的人際網絡也會以「是不是稱職媽媽」來檢視女性本身是否「正常」；而在成為病人後，她們以身體化（服藥、被關）的經驗敘事精神醫療對於病人生涯的治理。三、受訪者成為病人∕障礙者後，面臨了因住院而斷裂的「障礙時空」、不被信任和脆弱的「人際關係」、及言說的「無效性、被失序化」，她們的

母職因此受到威脅且不易辯護，其社會處境更邊緣。 第二部分是受訪者的「母職敘事」，受訪女性不僅實「做」好母親，更透過不斷敘「說」來對抗汙名、建構自己是「好」母親的圖像，這部分的論點細分為：一、親職理念包含：愛的教育、教育投資與順其造化、重視孝道，親職理念即便和「密集母職」的概念有相像之處，但受訪女性並非完全受到主流文本影響，而是親身從過往受苦經驗、邊緣處境中體悟形塑而成。二、受訪女性「健常」的「好」的母職：受訪女性往往需先做家∕國下的「健常人」，再做家∕國下的「好」母親，失去母職的單親精神病女性，必須在家∕國的監督及管理下達成「合格、健常」的親職條件，才能重拾監護權；而「有酬工作」具有「健

常」的象徵、「養家」的實質性、肯認個人價值的作用，使得精神障礙母親皆透過說或做「有酬工作」穩固、實現「好」的無酬母職。雖然「健常等於好媽媽」的邏輯乃健常主義下對女性的限制，然而母親角色對於女性精神障礙者來說仍具正面、自我實現的意義。三、受訪女性「不健常」的「好」的母職：受訪女性雖身處父系和精神病的雙重弱勢，但仍可找親職能動的空間，並透過不斷自我辯護對抗「壞媽媽」的汙名；受訪女性將母系、精神病的親職和父系、健常家長進行比較的敘說，重構雖自己是精神病人但仍可為「好」母親，並和父系健常教養競爭話語權。四、異質的家與「家務」：家務需要放在不同家庭脈絡中理解，家務在父系家庭中具有健常階序高於性別階序的邏

輯，而當精神病媽媽被迫「不用做」家務時，並非從家庭中解放反倒使她陷入更無能弱勢的地位；另一方面，家務對單親、曾經失去母職的精神病母親卻具有正面意涵，她透過和孩童一起實作家務工作穩固家的邊界。五、受訪女性並非完全服膺於身心障礙制度的管理與標籤，或全然接受醫學觀點；而是在理解認識制度及觀點後，考量對母職是助益或阻力，進行選擇使用、詮釋；協商與挪用。 本研究從女性的精神苦痛、精神失序談起，分析「不合格」母親如何被識別、標示為病人∕障礙者，及成為病∕障礙者後被邊緣化的細膩過程；談到受訪者如何透過「做」與「說」健常∕不健常的「好」母親，回應自身受苦經驗，和對抗邊緣處境。本研究再現了精神病女性複雜、

能動的主體聲音，同時將女性經驗進行性別化的分析，補足台灣過去「女性」精神病人∕障礙者研究缺乏性別脈絡、社會文化觀點的扁平思考，同時也在研究中凸顯精神障礙者在障礙族群的特殊性；另外，本研究亦透過女性障礙母職的交織經驗，豐富台灣母職圖像，重新檢視現有女性主義母職及家務理論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