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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校園民歌——以唱片音樂學、華語語系為視角

為了解決誰廖俊濤吉他譜的問題，作者蔣浩然 這樣論述：

目前，學界雖已出現了多篇校園民歌的研究論文，但其切入的角度多為社會學層面的「民歌運動史」或文學層面的歌詞研究，而缺乏對於唱片維度的深入探討。但唱片公司的介入在民歌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與此同時，在解嚴後臺灣社會「告別中國」的情境中，民歌因其文本中流露出對中國大陸的鄉愁，而常常陷入「政治不正確」的處境，並出現了對民歌「風花雪月」、「貧血」、「缺乏對體制的反抗」之攻訐。但這些論述其實忽略了民歌作為「華語語系音樂」所蘊含的在地性，也忽略了「風花雪月」可能帶來的抵抗潛能。 鑒於此，本文以唱片音樂學和華語語系的論述框架對校園民歌展開再研究。一方面，對民歌唱片之生產、文本、接受三個

層面展開論析，檢視唱片與音樂、人和社會文化的互動。另方面，呈現唱片文本中國性、臺灣性交織的複雜狀態，並以「深層的中國性」為著眼，考掘「風花雪月」背後的文化傳統與抵抗潛能。另外，本文對民歌唱片的接受研究不僅涉及臺灣本土也延伸至中國大陸。 本文發現，唱片公司對校園民歌存在著清晰的產品圖像，並由此發展出一套特色的產製策略與推廣方式。唱片文本儘管被建構出強烈的中國性，卻是在地的、異質的中國性，且已經呈現出一定的臺灣性表達。至於「風花雪月」的特質，則可視作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抒情傳統」在七○年代臺灣現場的回聲，一方面繼承了溫柔敦厚、童心、性靈的美學特徵，另方面仍蘊含著對黨國體制、父權結構、資本主義、

美/日新殖民主義等的抵抗潛能。此外，在實際聆聽過程中，臺灣聽眾未必將文本結構中的中國性與地理上的「中國」做連結。而民歌在中國大陸的接受，儘管受到了主流/官方文化的政治收編，卻也通過溝通媒介與文化資本的角色，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流行音樂工業以及兩岸地緣政治展開豐富的互動。

聽見臺灣味:陳明章臺語歌謠的創作歷程與特色

為了解決誰廖俊濤吉他譜的問題，作者陳恒堅 這樣論述：

陳明章具強烈地方色彩與豐富人文關懷的創作，在新臺語歌謠運動的浪潮中扮演了開啟與推動的角色。1987年解嚴，臺語歌曲進入1990年代，開始興起一波新臺語歌謠運動。回顧臺語歌曲的發展史，從1932年第一首臺語創作流行歌曲出現，1950年代臺語電影搭配臺語歌曲兩者互相拉台、相輔相成，直到1970年代臺語歌曲在獨尊華語的單一語言政策下校園民歌與西洋歌曲風行，臺語歌曲漸有了低層次歌曲的刻板印象。1980年代社會劇烈變動，臺語歌曲在被壓抑的時代背景下蓄勢待發。 本論文研究主題即是以陳明章臺語歌謠的創作歷程與特色為主。第一部份探討陳明章臺語歌謠的創作歷程，第二部份分析他臺語歌謠的特色。經由新臺語

歌謠運動的洗禮、人生的歷練與來自土地的傳統音樂涵養，陳明章的創作形塑出再現老臺灣、環保意識、弱勢關懷與土地認同四個特色。 藉本論文的探析，確立陳明章在臺語歌謠發展史上的位置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