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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長策略研究：以大學城文具批發為例

為了解決虎尾文具店的問題，作者謝一清 這樣論述：

文具店的發展隨著消費型態改變，傳統買賣的銷售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消費者，因此業者必須不斷調整經營模式，加上許多其他非文具業者也加入文具市場的銷售，使得文具銷售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面對時下如此競爭的新趨勢，許多傳統文具業者開始轉型與創新本研究以大學城文具店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其如何在面對競爭環境改變下，找出企業成長策略，強化自身競爭力，以在激烈競爭中得以繼續生存並成長。本研究除了透過文獻回顧及探討外，也找來多位專家進行訪談，針對個案公司現況深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公司內部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改善，包括改善管理制度及加強人員專業訓練等，以及強化內部核心能力，如此才能在未來發展中為顧客創造更大價值，進而

提升企業競爭力。

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

為了解決虎尾文具店的問題，作者許倍榕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台灣社會的「文學」概念變化。由「概念」角度切入，是希望在分析特定文人及著作的文學論、文學觀念之外，也觸及更廣的範圍，即一般而言「文學」是什麼？為什麼？因此將觀察對象擴及言論界與學校教育，探討其中存在哪些概念型塑的要素與過程，曾產生哪些規範或顛覆，而這些關於「文學」的認識，其生成的歷史、政治因素為何。希望由此尋求一個描述文學近代化過程的方法，再思考西歐語言藝術影響下的「近代文學」論述及史觀，分析台灣特有的歷史與文化思想特徵。並且留意統治階層的政治運作，探討寫作與審美的兩面性──作為一種解放力量，同時也是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 從

英語、漢語、日語裡，我們看到現代意涵「文學」的形成過程，與人的解放、民族獨立、國家獨立、近代國家體制的整備等緊密相繫。19世紀末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亦無法脫離這樣的進程，但有其獨自衍生的問題與呈現的活力。日治初期媒體很早就出現西方語言藝術的「文學」概念，約莫1907年台灣漢人知識階層所談的「文學」，開始在傳統的「學問、文章」意涵上產生擴增與變形，形成一種廣狹義並存與調和的概念。但受制殖民地的統治政策，新式學術內含的人本思想與公理世界觀，尚無法生根茁壯並動搖既有秩序。直到1920年前後，新的政治想像才匯聚成帶有挑戰體制意義的文化行動，此思想動態也引燃了新舊文學之爭。 1920年代這種言論環

境的出現，除了由下而上的變革衝動，也與日本在台約三十年的統治策略變化有關。考察當時殖民地的統治階層，1910年代，作為「藝術」領域的「文學」被放入體制教育內，其實與殖民者開始思索更細緻的德育有關。從培養「高尚情操、品味」及灌輸式的鑑賞觀點，到配合時代風潮納入「自由表現」的教育，台灣人學童逐步接受在日本本土被作為培育「忠君愛國的臣民＋文明國的自主之民」的「文學」教育，被期許成為一個「自發」認同與配合國家的「自由個體」。觀察1920年代已降的公學校教育，可以看到官方「文學」是一個具有高度包容力與調節性的概念，其關注所有人類課題，鼓勵一種「超越」的觀點與處世態度。這種教育試圖培育「無害」的自由個體，

通過審美活動，養成人的自發性道德約束，引導學生成為現行秩序最堅定的維護者。 從這個強調「自由個體」、「自由表現」的「文學」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作為一種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但也看到其蘊含解放能量的另一面。從當時在台日人的「文學界」形成，我們看到文人對「近代」矛盾的懷疑與批判。進而在自由主義、民本主義興起的時代，部分知識人開始試圖修補「文學」與現實社會漸行漸遠的藝術觀。1920年代後半左翼運動潮流裡，更能看到對既有美學標準、優劣階序的批判言論。然而在台日人這種激進的政治思想與脫逸官方意識型態的「文學」，約莫1930年代中期就被壓抑下來。相對於此，仍有基本權利問題未克服的台灣人，無法那麼

快遁離到「純粹」或「輕快」的藝術路線。 在台灣漢人社會裡，以對抗傳統秩序與殖民體制之姿躍起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兼及作者課題（個體的表現自由）與讀者課題（實現人人都能自由表現的公平社會）的概念。但不能忽略的是，台灣人對於「文學」近代化的認識與經驗，最日常的影響，是來自殖民者的語言、教育及言論機關。因此在這個具解放理想的運動裡，始終存在通過審美，被自然而然內化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這種兩面性，明顯呈現在1930年代台灣人對於「文學」、「文學性」的思索與辯論裡。 不過，這種公開的「文學」概念競爭，到戰爭期不復存在。除了言論壓抑，此時期國家通過大規模「審美化」的操作，試圖喚起民眾自發支持戰

爭。文學也作為精神動員工具，被國家納入一元組織。但面對「國家（日本）中心」的官方期待，部分台灣人作家時而出現「聚焦錯誤」的傾向，以不犯規的言語，強調文學的普遍通則。此舉引來的撻伐與中傷，顯示某種與國家政策產生衝突與拉扯的力量，存在於這些文學論的事實，同時也看到在戰爭期，作家的「表現自由」之最後防線所在。由此來看，戰爭期驗示了所謂文學自律說的多面性，亦即相對於民間反對運動，或相對於國家操作，兩種性質迥異的立場，這是我們今天談論「文學」概念與文學自主性時，不能忽略的重要對照。 本研究除了具體呈現「文學」概念的歷史可變性，也希望重新思考圍繞「文學」、「文學性」等用語的規範，及其內含的主流與非主流

的價值觀。並對幾個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模式提出商榷，例如廣義文學（寫作）與狹義文學（語言藝術）實非對立、「舊→新」的關係，在承載新的世界觀、反抗體制力量上（例如要求言論自由、表現自由），它們都曾扮演激進或反動的角色。由此重新思考「文學」近代化過程，「語言藝術」的出現，並非這個過程的全部，而它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單面視為解放、進步的象徵。此外，「形式╱內容」、「技巧╱思想」、「文學性╱社會性」、「文學性╱ 政治性」這類對立結構也應該被解放。而重新思考各種文化行動、文字表現，其實際服務的對象是誰？是否曾在什麼環節上，突破了「陳規」，抵制統治階層的干涉與壓抑，提出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