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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民代表的問政行為： 以第19屆與第20屆集集鎮民代表為例

為了解決竹山鎮 議員的問題，作者呂易展 這樣論述：

目前我國22縣（市）中，近七成人口設籍居住在直轄市，僅剩13縣設有鄉鎮市，數量共有198個。在治理人口數不到全台三成卻擁有2,091席鄉鎮市民代表，相較立法委員，是一群長期受到漠視且一般民眾對其評價不高的族群，不僅過往受到黑金與派系政治影響，其存廢議題亦是地方自治一直以來關注的話題。然而，身為民意代表，鄉鎮市民代表在問政行為的本質及運作上又是如何進行，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本研究主要探討鄉鎮市民代表的問政行為，研究範圍及對象上選擇南投縣集集鎮民代表會近二屆的鎮民代表。並從「代表本身自我角色認知」、「代表本身背景和競選政見間關聯性」以及「如何透過議事提案、質詢與選民服務而落實政見」三組研究問題

開展，透過次級資料蒐集、編碼與深入訪談，歸納出鄉鎮市民代表問政行為之內涵。研究發現，在代表的自我角色認知與期許上，主要以「為民服務」及「公益優先」為核心宗旨。在政見研擬上，自行或家人發想居多，而進一步分析政見內容，口號式及個人訴求式政見佔了六成，在具體政策推動上僅有四成，也呼應多數受訪者承認政見雖然重要，但在基層選舉中，日常平時「接地氣式」的選民服務顯得更加重要。此外，在政見的兌現上，主要有正式途徑與非正式途徑，正式途徑又有提案及質詢二種，而非正式途徑則是透過鎮民代表自身人脈尋求不同層級間民意代表的合縱結盟。經過進一步分析提案內容與政見相關性，僅約有二成比例的政見透過提案予以兌現。另一方面，擔

任超過二屆以上的資深鎮民代表，則多是採取非正式途徑，即藉由自身人脈向選區議員、立法委員等爭取資源及經費來落實政見與選民服務工作。最後，本研究可看出鄉鎮市民代表的問政行為與立法委員之間仍存在差異性，未來可選定特定區域及特定時間下，比較不同層級民意代表之間在同一時空脈絡下問政行為的差異處。

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青年學生的反抗行動

為了解決竹山鎮 議員的問題，作者李思儀 這樣論述：

本文採取貫時性、組織動員與城鄉區域分析的觀點，析論二二八事件期間抵抗行動規模大，且自成一體系的雲嘉南地區人民，自主動員、離鄉支援軍事要地等行動始末。既有研究成果中尚未有研究者從戰前、戰後的脈絡進行梳理，本文追溯事件參與者的世代生命經驗，即日本殖民統治中後期歷經戰爭動員的「戰中代」，透過考察戰中代的集體意識，掌握抵抗者的參與動機與社會氛圍。 一般認為發生二二八事件係因官民之間的文化差異所致，本文則論證雙方在國家觀念與國家想像的差異是一較為精確的解釋。日本殖民期間對臺灣進行近代社會的改造，透過社會教育推廣公共意識，而此公共意識在戰爭時期的戰爭動員，與「滅私奉公」的集體性強迫勞動、戰爭訓練相結

合。戰後初期人民判斷新的政權統治能力，來自於政府是否秉持公私分明、為集體努力的道德觀念出發，在國家想像上官民之間產生衝突。同時戰後初期的臺灣人希望脫離殖民統治、「建設新臺灣」而活躍於公共事務，提供迅速組織之動能。 其次，既有研究以行政區劃劃分的縣市界釐清事件的過程，而雲嘉南地區的特色在於跨鄉鎮的民軍隊伍前來支援，故以整體的區域範圍進行研究。雲嘉南地區內的城鄉動員型態能分為三類，一是籌組第三層級的處理委員會，解決民生問題、負責看守與集中保護外省人的「自治作為」；二是由傳統的武力自衛團體成員或臺籍日本兵，擔任守備鄉里的「自衛行動」；三是城鄉內派出前往助攻機場等軍事駐地的隊伍，進行與軍方抗衡的「

武裝行動」。依城鄉內部差異此三類行動的比重不一，在此動員過程中展現鄉鎮內的分工與應對策略，更重要的是，不同於戰爭時期被強迫徵召，此事件讓臺灣人再次感受到社會集體感，亦展現人們自主挺身而出的公共義務感。 最後分析官方在事件後以「流氓」、「暴徒」之名逮捕的參與者，一是到過海外戰場戰後復員的軍伕、軍屬與臺籍日本兵；二是在島內受過後方防衛訓練的一般社會青年，於鄉里擔任壯丁團、消防團的成員；三是傳統臺灣社會的武力自衛團體，是在殖民者所建立的「青年團」組織以外、屬於地方社會固有的「兄弟郎」（hiaⁿ-tī-lâng）群體，係一出於患難相助之義氣，結成非血緣關係的人際網絡。第三類青年被污名化為「流氓」，

遭地方警局逮捕的情形，是過去研究較少的面向。學生則以台南市、嘉義市為中心，向附近鄉鎮輻射的通學範圍，形成學生的世代網絡，加上戰後初期曾跨校串聯的臺南學生聯盟，讓雲嘉南地區除了社會青年組成跨鄉鎮支援的隊伍，學生也有跨鄉鎮支援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