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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

為了解決寄貨到金門的問題，作者張友驊 這樣論述：

余英時失落的歷史環節 重新認識余英時的多面性   　　◆情報單位為何獵選二十五歲的余英時為高級臥底？ 　　◆余英時被迫以「無國籍人士」身分赴美的原因何在？ 　　◆余英時成為海外黑名單第一人，禁錮長達十六年，蔣經國為何解除？ 　　◆余英時的黨政背景之複雜，出人想像之外。 　　◆余英時如何寫〈反智論〉而一砲而紅？   　　余英時《回憶錄》寫香港篇幅幾近全書四分之一，絲毫不掩飾對香港「第三勢力」的溫情與諒解，卻對情治單位與他的接觸隻字不提。依據《回憶錄》中的斷點做歷史連結，可以發現許多駭人事實，本書即在找尋他「失落的歷史環節」，重新認識余英時

。   　　新亞書院所有碩士班學生中，唯他列入黑名單，走不出香港，進不了台灣，去不了美國，最後被迫以「無國籍人士」身分入美。他與情報單位之間的對弈，在學界極為罕見，難道沒有內情？況且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外交部長葉公超、國防部長俞大維，都是其父余協中、其師錢穆等人的朋友，卻幫不上忙，必然「事出有因」。余只說「文章賈禍」，理由似是而非。   　　當余踏上美國，情報單位密簽長達十六年的禁錮令，這段期間，余沒寫一個字論及國民黨與兩蔣，避開政治糾結。直到一九七一年，蔣經國主政才解除，為何選在這一年？因為費正清當時正在推動美中建交事務。余來台受到高度禮遇，透過余父舊識李煥牽線，認識

了瘂弦、劉國瑞、王惕吾、余紀忠等人，甚至與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蔣緯國有往來。   　　禁制解除後，余的著作文章能廣為流傳，進而加封桂冠，使余獲選最年輕院士。若非當局釋出「善意」，余也無法在台灣找到盡情發揮的舞台。可惜他成名後「識人不明」，形成門閥勢力，作者點評：「只見其退，未見其進」。   推薦書評   　　◆這頁隱蔽的個人私密史，如今卻為張友驊給揭底，對於全面瞭解余英時這位名滿華文世界的名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盧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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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惡性競爭到銷售趨同：在地市場秩序對於廠商銷售策略之影響—以巴拉圭東方市的台商個案為例

為了解決寄貨到金門的問題，作者黃明慧 這樣論述：

近年來，台灣內需市場的成長幅度逐漸趨緩，許多產業開始向海外市場開拓其他商機，但台商對於海外市場的社會文化和消費習性感到陌生，想要順利進入他國市場則並非易事，倘若能掌握被投資國之市場秩序將有助於台商在地生存，以減少發生惡性競爭的可能。 過去研究強調台商進入海外市場應製造差異化競爭做出市場區隔以便獲利，但在巴拉圭東方市所看到的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台商間彼此販售相同商品，甚至出現相互寄賣貨的情形發生，為此引發研究者好奇，故本文找尋在地深耕30年以上的台灣貿易商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研究運用研究者親身至巴拉圭的實習過程之經驗運用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及個案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並輔以文獻

蒐集法做補充驗證。本文專注在：中介型貿易商在經營過程中，為何會採取「銷售趨同」作為營運時的表現？並藉由影響廠商的行為因素來探討市場秩序的轉變。彙整訪談後，本文發現該地區由原本的老華僑所形成的惡性競爭，直到2009年後巴西政府祭出打擊單幫客的政策使東方市的生意受到影響，造就新華僑有了要一同活下去的共同理念，接著在地的互動受到高社會連結、企業的距離相近及在地的交易特性所影響，導致市場秩序出現了銷售趨同的策略又或是台商有互惠合作的互動。

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周年紀念版，首度收入作者前言及後記）【蕭麗紅限量親筆簽名不朽珍愛版】

為了解決寄貨到金門的問題，作者蕭麗紅 這樣論述：

亙古真純的戀愛，未及宣說的遺憾！   未經情劫前，她只是靈； 經歷這些，貞觀才變通透。   一封信牽起嘉義與臺北的魚雁往返 一闋詞道盡了有情故鄉的萬水千江 小說家蕭麗紅經典代表作《千江有水千江月》 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   　　故事以布袋的蕭姓大家族為中心，敘述傳統大家庭的習俗和人情瑣碎，並探討生死、親情、愛情的衝突與矛盾。生於世代養殖漁業維生的大家庭，主角貞觀巧遇表哥大信，開始了一場若有似無的愛戀。這段戀情直到貞觀上臺北工作，大信到金門當兵，兩人間的情愫也因誤解而產生令人唏噓的變化。在蕭麗紅的內容敘述中，充滿了臺灣民俗的瑰麗與趣味，而貞觀與大信古典

又含蓄的戀情，為臺灣逐漸失去的純然戀歌，悠悠地低吟了一遍……

傳衍與融裁：明代科舉四書著作探究

為了解決寄貨到金門的問題，作者李函香 這樣論述：

明儒透過四書講義，傳承洙泗學術，深化考亭奧義之餘，懷藏著突破宋學藩籬的想望，試圖尋求適切的歷史定位。現存437部四書講義中，可觀見明儒戮力疏通經文，破解四書真義，創發各式講論模式，補足宋、元以降的理學內容，並忠實扮演學術鏈接的角色，清儒以「其存不足取」評價明代四書著作，並非全面客觀。正德以前，四書著作多見典正，學術歸趣明確。嘉、隆以後，四書著作內容多元紛繁，朱學與王學後學者，各自展開不同的問學路徑，或修正、取鑑，或調和、融通，或援引佛禪以詮解四書義理。文人追慕的是和音聲境與無關高下的三教會通色相。萬曆時期，四書著作繼續傳唱多重旋律，四書考據類著作增多，學術探勘於此時，隱然有轉向實學的

跡象，這一跡象，讓清儒得以迅速找到學術的著力點。啟、禎時期，晉江學派重返主流地位，代表人物為吳當與徐養元。明代四書講義發展史，最終的迴旋曲，依然停駐在朱熹身上，朱子之學彌縫了亡國的裂變，也替新時代注入新的原動力。 嘉、隆以後，書坊坊主常與儒士展開跨界合作，貿易詩書之利與學術傳承之功，二者同時並存。書坊獨特的經營模式、刊刻特色與因訛襲陋等現象，隨著家族世系，代代傳衍。科舉盛行，商業繁盛下，造就諸多科舉四書編撰名家。李廷機、湯賓尹與徐奮鵬三者，具有廣義的門生復及門生的關係。李廷機功在評釋四書講義以及參與正文體運動；湯賓尹提出「我明必傳制舉文」及「舉業誠非易事」觀點，並以「逢不逢」與「神氣」，

作為品鑑時文的規準。徐奮鵬為非典型編撰名家，走著冥鴻獨飛的超世路線，著作亦受書商、舉子青睞，為明代四書講義史的一個特例。 明初詔頒《四書大全》，作為學術界的度量衡，為官方力量最淋漓盡致的時期。第一股反官方的浪潮，並非是心學的沖激，而是制度的侷限性，所引起的時文裂解。第二股反官方的勢力是陽明心學，不過，這股力道並非全向著朱學而發，實有更多的思量，是朝向自身的反省。第三股反官方的勢力，為朱、王的調和與佛禪的浸潤，這股力道較為緩和，文人開始思索如何克服學術窘境，調和各家闕陋，彌合朱、王之間的歧異，或借助三教思想，再造學術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