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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外醫療機構之法定責任與實務問題研究

為了解決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的問題，作者丁慧姍 這樣論述：

於我國醫療機構民事、刑事責任之訴訟實務觀察，醫療事故常常會衍生出醫 療糾紛，又因為醫療與護理之高度專業性，糾紛發生時醫事人員和病患之缺乏溝 通，常常會使得醫病關係破裂。多數病患於起訴時多先主張實際為診療、手術之 個別醫事人員，於醫療或照護行為上過錯，而負不法侵權責任。 除了個別醫事人員外，其所隸屬醫療機構，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或刑法 過失致傷致死罪，規定與該醫師負連帶賠償責任。就醫療或護理機構部分，另請 求依民法第 227 條規定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並與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之 侵權責任處於競合關係；而為減輕醫事人員與所屬醫療機構之執業風險，本文建 議應事

前納保「專業職人執業責任保險」與「醫療機構綜合責任保險」，可轉嫁 醫事人員的執業風險、與醫療機構的營業風險。 但醫療與照護契約，與一般消費者契約不相同的是，是醫護有其特殊專業性 與個案特殊性；所謂的專斷醫療照護，是指醫事人員雖未獲得病人或家屬之同意 ，但仍本於醫療與護理專業，實施了符合醫學適應性與技術正當性的醫療與護理 行為。專斷醫療照護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為順應臨床醫療照護場合的瞬息萬變， 醫事人員應避免受到過度苛責。原則上，為謀取病人最佳利益，病人自主、家屬 意見，與醫事人員裁量彼此間的消長，就猶如鐘擺，呈現相互擺盪的流動態勢。 個案之中，應傾向何方，並非透過概括性法律規定，或各不同學說

各執一詞的所 謂「醫療常規」的遵循，就能輕易解決。 本文之觀點認為，未來醫療糾紛訴訟之認定上，原則上除了仍須回到病人整 體最善利益（best interest）的立場，檢視醫事人員是否有善盡說明義務，程序上 是否有給病人充分合理的自主空間、容許程序，以及有無達到尊重生命法益的基 本要求，亦須同時兼顧不可就醫事人員專業之外之業務，進行過多苛責與追責， 帶給醫事人員於其專業以外的無端負擔。

考察2018年「問題疫苗事件」的 「媒介抗爭」

為了解決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的問題，作者戴海波 這樣論述：

本研究在「議程設定理論」和「抗爭政治理論」的關照下，以「場景-行動者」為分析框架，通過「過程-事件」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對2018年「問題疫苗事件」中的調查記者、公眾、知識分子和政府等四類行動者的媒介抗爭過程進行客觀描述和分析。研究發現，四類行動者在媒介抗爭中都善於運用新媒體，而他們所屬群體的特徵、角色認知、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在他們建構議題、表達訴求的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調查記者通過議題的「共鳴」和「溢散」，實現了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議程設定的互動，在「相互協作」的過程中，推動著事件的進程；知識分子則無法擺脫「精英群體」的固有認知，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不斷尋求中間點，以媒介空間作為公

共活動的主陣地，其話語和行動始終在「規避政治風險」與「公眾期盼」之間搖擺；無論是作為「消息來源」的公眾，還是作為「線上抗爭」主體的公眾，他們把政府作為「想像的靶子」，這背後反映的是社會心態的失調與錯位、執政者傳播意識與技能的缺乏與兩極化的不信任。而正是這種「認知」，最終決定了公眾議程與政策議程較少「互動」而更多偏移到非理性的「博弈」。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基於「互動」與「博弈」邏輯的對話將是中國社會抗爭的常態，「抗爭-回應-調整-再抗爭-再回應-再調整……」也將成為媒介抗爭議程設定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