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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後台俄關係發展之研究（1992-2020）

為了解決全國技藝競賽2020得獎名單的問題，作者戴偉丞 這樣論述：

我國與俄羅斯的交往，於蘇聯解體後也漸漸地展開，而兩國的外交政策也因冷戰的結束，開始有所變化。中華民國與俄羅斯聯邦在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發展，我國方面包含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及蔡英文，在俄國方面則自葉爾欽、普丁以及梅德韋傑夫也因此台俄關係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因著兩國不同領導人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概念的交集當中穩定地成長。即便對俄關係、對台關係皆並非為兩國的重點推進項目，同時又因俄羅斯聯邦所簽屬的《俄羅斯聯邦與台灣關係條例》無法展開正式的、官方的互動，但仍亦步亦趨地在不同領域中擴展交流的層面以及加深互動的深度。本文旨在將台灣與俄國在蘇聯解體後，從兩國的外交政策理念當中找到交集，包括「李

登輝－葉爾欽時期」、「陳水扁－普丁時期」、「馬英九－梅、普時期」以及「蔡英文－普丁時期」，並且綜合整理雙邊在政治互動、經貿往來以及教科文交流三方面的觀察與研究。

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研究（1965–2021）

為了解決全國技藝競賽2020得獎名單的問題，作者鄧翔靖 這樣論述：

「國軍文藝金像獎」於1965年開辦迄今已歷五十餘載，是目前台灣壽命最長的文藝競賽。「國軍新文藝運動」顯然是「國軍文藝」的一次再造，而「國軍文藝金像獎」則是運動成果的伸展台。「國軍文藝」發端於1924年黃埔建軍時期，較1950年代興起的「戰鬥文藝」或「反共文學」早了二十多年。「國軍文藝」匯通中外，一面擁抱我國自《詩經》以來軍陣文學的抒情傳統；一面汲取蘇聯紅軍政工制度，追求發揚精神戰力的宣傳功能，是一支具有獨特成長脈絡的文藝系統。由於官方機構的身分，先於1950年代與「戰鬥文藝」合流，又在1960年代被賦予導正社會風氣的重責大任。誠然，「國軍文藝金像獎」辦獎之初曾風光一時，但是它「穩定」且

「獨特」的形式與內容，漸漸對讀者失去吸引力。最後，「國軍文藝金像獎」不得不返回「國軍文藝」的原鄉，回歸一個專屬於國軍內部的文藝活動。 「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是國軍年度內最優秀的文藝創作，充分代表「國軍文藝」的藝術水平；小說則是目前四大文類唯一碩果僅存的項目。小說創作裡現實與虛構交錯，無疑是觀察軍隊與組織變革、社會脈動等現象互動的平台。「國軍文藝金像獎」每年都會訂立主題，再加上參賽資格的嚴格限制，造成作品的高度同質性。從得獎小說內容來看，軍人保家衛國的天職，決定了國家、部隊、家庭與軍人情感網絡間的位置。「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構築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象徵體系，成功雕刻出無數偉岸軍人的塑像，卻拉

大了它與非官方文學的審美距離。「國軍文藝金像獎」象徵體系的內在動力，來自我死則國生的無私奉獻、來自有我無敵的果敢精神，並藉由敵我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進一步放大軍人極其剛直的審美天性，形成一種不拐彎抹角的敘事風格。 儘管如此，「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也並非一成不變。從現實面來看，它反映了國家局勢、軍中人權與部隊生態的變化。尤其當敵人的軍事威脅大幅減低後，象徵元素間的位置與關係，也同時發生程度不等的變化。國家定義的模糊與重構，使軍人效忠對象發生錯亂、自我悖論。親情與愛情不再是犧牲品，能夠兼顧部隊與家庭才足堪軍人優秀典範。戰場淪為演繹歷史的背景布幕，部隊只是實踐個人從軍想像，工作穩定、薪資優渥的職

業場域。「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象徵體系的位移，更扭轉了它一向偏執的敘事風格。於是從小說的虛構面來看，懷疑與不滿、窺視與嘲諷人物內心的現代主義技法，以及暗示時空、價值斷鏈的穿越情節，也悄悄將觸角伸進堅硬的敘事結構中，反過來對國軍歷史、戰爭意義、軍隊文化，甚至軍人價值本身提出質問。從這兩個方面來看，「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正以更開放的態度，逐漸偏離傳統的二元敘事框架，賦予軍人更接近於常人的普遍性形象。 最終，「國軍文藝金像獎」並不如預期，對社會風氣發生足夠的影響力。特別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後，生活富足、民智大開，接受多元文化的浸潤，又更進一步加速了「國軍文藝」自我閉鎖的速度。早期軍中作家、作品仍受到

重視，到了1990年代後，文壇幾乎看不到軍中作家的身影。顯然「國軍文藝金像獎」並沒能延續它的文學獎譜系，也錯失了建立「典律」的最佳時機。「國軍文藝」獨特的敘事風格與內容的宣傳功能，並不能作為流失作家與讀者的藉口；捫心自問，如果「國軍文藝」沒有風格與功能，除了歷史價值外還有什麼？當「國軍文藝金像獎」處於現今這個軍人職業化、個人化的武德半衰期，「軍人魂」的精神牽引力已大不如前。在國家大環境沒有劇烈變動以前，在技巧無法追比非官方作家的情況下，「國軍文藝」內容的平庸與生活化，勢必將引發再一次的自我解構，並潰縮成一種個人職業書寫的文學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