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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後公路客運站之現代化象徵與空間移植以新竹客運的扇形車站為例

為了解決中興新村租機車的問題，作者林家葳 這樣論述：

本研究聚焦在1950-1970年間，台灣在美援技術交流等計畫中，全面引入美國公路客運的經營思維，在政策、制度與建築形式上所引發的劇變。灰狗巴士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藉由工業設計師與建築師的跨領域團隊，開發出首部屬於客運車站的建築設計準則，其中，特殊的「徑向鋸齒月台」規劃與扇形的車站外觀，在社會政經條件的不對稱下被國內建築體系參照與再現，進而形成特殊的在地樣式。象徵著進步性與速度感的移動美學，伴隨著現代性的生活想像，被大量地鑲嵌在發展型城鎮地景之中，成為台灣移動空間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但隨著私家車興起與鄉村人口流失，衰退的地方型客運資本無力再對營運空間投資，「扇形客運站」只在這20多

年中曇花一現，此類脫離主流建築論述，以地方型無名建築師為主的建築實踐，值得深入研究與考察。本論文之研究重點有三 : 第一、梳理現代公路客運體系誕生的脈絡，及灰狗巴士公司在流線型文化思潮下的客運建築模型的演變；第二、國內客運體系自產業資本私營至國家統制的改變，與演變過程中客運車站樣式的不斷更替的實驗；第三、透過實地測繪與調查，說明設計準則到台灣所產生的空間文化形式轉變，以及順應資本條件所出現的「扇形客運站」在地化樣式。並點出移植差異下的特殊空間經驗，如何成為未來發展的無形資本。

克難城市：戰後台灣都市規劃視野的反省

為了解決中興新村租機車的問題，作者蔡宜紋 這樣論述：

台灣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獨特現實乃是理性計畫下的後果。戰後的規劃者相較於日本殖民者，更缺乏預見未來可能問題及預作防範的前瞻眼光。作為構想社會集體未來藍圖的都市計畫，在戰後台灣的實踐中，弔詭地遠遠落後於現實需求之後。戰後的國家及其規劃專業者缺乏經濟富裕後對於生活品質經營的意識。此正是台灣都市發展經驗的特異之處。台灣都市高密度發展是「非都市土地限制供給」與「都市用地需求認定偏低」二者共同促成的結果。戰後都市用地需求標準的釐訂過程中，國內專業社群擁有極高的自主性，他們主動拒絕西方設計標準與美國顧問建議。專業規劃者所信服、關切的價值，亦即盡可能保護農地與壓抑不具生產性功能的都市生活用地是

促成台灣戰後都市惡質環境更重要的原因。農地農用意識形態於五○年代便已具體成型，此時保護農地的意識來自於對國防安全、糧食匱乏與農業經濟崩潰的戒慎恐懼。這是隨國民黨政府來台整個統治世代，基於長年貧窮、戰亂的歷史生活經驗，養成對於生命存續與集體安全的高度關切與危機感。六○年代起，影響都市用地需求認定的因素，除了已經普遍存在於當時「盡可能保護農地」的價值關切之外，更有對於伴隨工業化而來，但不具生產性的都市生活用地侵佔農田的焦慮。農工用地爭議事件直接或間接地促成規劃專業社群對於區域計畫規劃視野的改變，以及該社群對於合理都市密度意見的轉向。早在農業部門施壓之前，規劃專業者便從計畫上放棄主張更大都市用地範圍

的企圖，並主動限制都市擴張並維護農地。然而重新釐訂土地使用規劃標準並未成為當時專業社群內視為應當認真思量、考慮甚至進行辯論的議題。大幅提高規劃密度標準乃是整個社群彼此默會、相互同意下自然而然發展的結果。台灣的都市專業社群並不若過去研究所言，無視於台灣社會的獨特性。相對的，他們長期堅守「地狹人稠」、「高密度及居偏好」這二個建立於「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刻板認識與迷思，拒絕採納一般基於規劃理論與規劃實務提煉出的用地需求標準。高密度未必直接導致低品質的都市環境，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僅能解釋台灣都市內地價高昂的現象，但無法充分說明台灣高地價與低品質同時並存的獨特現象。當年國內的規劃社群除了堅

持高密度規劃之外，同樣無視於外籍顧問對於高密度規劃下管控建築密度必要性的建議。戰後直到九○年代以前，主導台灣都市計畫部門的規劃者，絕大多數是經歷戰亂與貧窮的世代。長期經濟匱乏與缺乏安定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們傾向滿足於較低標準的都市環境。早年貧困的生活經驗，使得規劃專業者對於環境品質內涵的認知貧乏，對於何為維護都市生活品質不可讓渡的設施需求，其認定也相對偏低。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現象，顯示這是台灣快跑奔向新社會之際，還來不及脫去舊時代僅重視生產、追求溫飽、壓抑消費與輕忽質感的生活態度使然。這些作為專業者的社會精英，他們對於台灣集體未來的想像，仍受到過去舊傳統與特定歷史經驗磨塑的世界觀所侷限。